甘肃省委书记陆浩说：“他研究培育的良种累计种植2000万亩，一亩地增收400块钱，增收的效益就能达到80个亿。”

　　渭源县五竹镇石头沟村村民杨雄说：“他就像我的亲戚、兄弟一样。认识他，我感到很幸福。”

　　诗人说：“只有把你放在经济发展的天平上，才能称出你的分量；只有在老百姓的心中，才能找到你的位置。”

　　80个亿和农民的幸福，就是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王一航的分量和位置。

　　而他自己，最喜欢人叫他“王洋芋”，他觉得这个名字包含着自己26年的“洋芋人生”。

　　“勇于坚守自己的创新信念，不轻易放弃，是科技创新取得成功的秘诀。”王一航如是说。

　　1978年3月，王一航在渭源五竹老家种了9年的庄稼之后，走进了大学校园。1982年，王一航在甘肃农业大学读了四年的农学之后，走进了渭源会川省农科院马铃薯试验站的庄稼地。

　　从五竹到会川不过20公里，从农民到学者只有短短的4年。然而，空间和时间的小小转变，却让他获得了一种科学的品质———创新。

　　创新需要积累。大学毕业后的3年间，他努力地准备着。

　　他向自己身边的前辈学，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，向外地专家学，他在图书馆、书店里学，他在实验室、农田里学。3年的积累，使他精通马铃薯育种的全部方法，也拥有了一个科学家创新的品质。

　　当时，我省马铃薯育种和全国一样，都是注重品种产量的提高与抗病性的改良，而品质与加工工艺性状改良，尚未列入育种目标。

　　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思考，随着改革开放、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马铃薯品质的要求会迅速提高，马铃薯加工业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，我们的育种不能老是跟着别人走，育种方向应该转向品质育种，品质育种首先就应该从提高淀粉含量上取得突破。

　　一个毕业仅有3年的大学生，提出改变育种方向的新思路，自然没有引起全省育种行业的重视。王一航只好开始了自己孤独的育种之路。

　　马铃薯杂交育种周期长，培育一个成熟的优良品种需要12年的时间，然而，谁都不能保证，12年之后，会有好的结果。研究就是从无到有的尝试。王一航知道，坚定的信念就是最大的动力。

　　1984年，他从育种材料中选出了淀粉含量超过18%的品种，进行“超亲遗传”。他想得到超过父本和母本淀粉含量的新品种。马铃薯杂交聚优的机率仅在万分之一到10万分之一之间，也就是说，杂交得到一个优质品种，要从1万个甚至10万个材料中去寻找。质的突破是由量得来的。然而，并不是有量就有质。王一航说，就算超亲遗传可以得到高淀粉含量的品种，但这个品种不一定抗病毒，不一定高产，不一定适合于当地气候土壤。他要培育的新品种，就是要从10万个材料中找出最优化的一个。

　　科学实验，就是这样枯燥艰难。王一航坚定地走在这条枯燥而艰难的道路上。

　　下种，他亲手做，他怕工人们盯不住行距株距。他有这个能力，9年的农民生活，早已让他成为扶犁的高手。种子发芽、成长，他得记录每一天的变化，他蹲在田地里，戴着破草帽，将细小的变化记在本子上，也记在心里。观察得久了，他觉得每一株苗就像他的孩子，长相、脾气、习性都印在他的心里。他爱它们，他每天第一个到地里，最后一个走，他怕一点点的大意，让他与优秀的孩子失之交臂。

　　就这样，他为了这个心目中的孩子，将12年的细微的心血倾注在它们身上。

　　当然，12年间，他不仅仅培育一个品种，而是每年都有新的实验。不仅是实验，还有一些优良品种的扩繁。他把培育新品种比作教学生，每年有毕业的，每年有入校的。他要追求的这个高淀粉品种，可以算作是他的“大弟子”。

　　12年过去了，他从而立之年进入了不惑，他的第一届学生也该毕业了。1995年，陇薯3号通过选育成功，通过鉴定，成为我国第一个淀粉含量超过20%的马铃薯新品种，技术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，达到了国外高淀粉育种的先进水平。

　　“搞出来一个品种，就像培养一个孩子，孩子成功了，所有的苦都忘记了。

　　经过推广种植，陇薯3号以它优质的高淀粉含量，赢得了薯农的喜爱，直到2002年，陇薯3号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。“这就是一个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，并且受到了肯定。”同年，陇薯3号科研成果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。获奖的当晚，王一航和他的研究小组，高兴得开怀痛饮，他们谈论18年来的艰辛，他们把艰辛当成了幸福。

　　“那真是一个幸福的夜晚，那晚我们一直笑到天亮。”直到今天，我面对面采访王一航时，他绛紫色的农民一般的脸上，依旧浮现出当年的笑容。

　　“我是幸运的，多少育种专家，穷其一生，结果什么都得不到。”

　　现在，陇薯3号种植面积达到300万亩，甘肃种，陕北种，宁夏种，新疆的伊犁地区也种。也正因为有了这个高淀粉品种，淀粉加工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。

　　从1984到现在，20多年过去了，那年科学创新的信念终于在今天得到全方位的印证。从种植到加工，马铃薯形成了产业化发展的格局。

　　王一航计算过，陇薯3号这一个品种至少会创造18个亿的财富。

　　陇薯3号，仅仅是他的众多优秀学生中的一个。抗病能力强的陇薯号，高产量的陇薯6号，适合于薯条薯片生产工业用薯的陇薯7号，都已发挥出了它们各自的优势。

　　如今，土豆豆变成了金蛋蛋，王一航就是这个点土成金的人。

　　“他影响了我们的性格。”王一航的同事们如是说。

　　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会川试验站，是全省唯一的一个马铃薯试验站。这里是全省种薯的源头，也是点土成金的地方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个地方，却是渭源县会川镇最破旧的建筑。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，屋顶漏雨，地下泛潮，盛夏六月，坐在房间里，也会打冷颤。办公的桌椅更旧了，书架裂着一寸宽的口子，床头磨得看不到油漆，最现代的工具是一部电话。这电话倒是热线，就在我们采访的几个小时之内，来自全省各地农民的咨询电话响个不停。

　　王一航就在这个破旧的泥巴院子里生活了18年。他的两个女儿都在这里长大。

　　“站上穷，有一点钱都用在科研上了。”会川实验站站长李高峰说，“这个传统是王老师带头形成的。”

　　种子能赚钱，这是谁都知道的事。同样，这个全省唯一的良种实验站也能赚到一些钱。李高峰说：“不多，每年也有几十万元，王老师规定，这些钱不能用于发福利，也不能用于搞建设，要投入到下一年的科研中去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挣到的钱又贴到良种培育和繁育中去了。27年过去，这个为甘肃和西北地区创造数百亿价值的实验站一贫如洗。

　　“这都怪我，让大家跟我过苦日子。”对此，王一航显然有些自责。“但是，科研不能停，农民等着你的良种呢。”这句话算是解脱吧。

　　显然，在义与利之间，王一航靠着前者。王一航带过的学生，他的后辈学人，整个马铃薯研究所的同事们，都染上了他的品质：安贫而乐道。

　　跟王一航工作多年的文国宏副研究员说：“跟王老师久了，性格上受他的影响很大。受影响的不止我一个人，还包括全所的老老少少。”

　　李高峰讲了一个王老师“抠门”的故事。有一次，王一航和他到青海进了两箱种苗，一路抱着来，到兰州刘家堡下了车，实在抱不动了。他说叫个2元钱的车，拉到农科院，王老师说不行，就几步路，花这个钱干什么。王一航扛起来就走，他只好满头大汗地跟在后面。

　　马铃薯所种苗培育，都在实验室里。实验需要三角瓶，王一航说罐头瓶消毒也一样。三角瓶5元钱一个，罐头瓶3角钱一个。罐头瓶封口要用橡胶带，王一航看准了自行车的旧车胎。“这东西又便宜，又好用。”王一航对他的发现沾沾自喜。以前实验室种苗需要日光灯照射。他觉得，灯贵，电费更贵。他便研究改用自然光。这一系列的改动，使得育种成本降低了40%。“成本低了，种子就便宜了，老百姓才能种得起呀。”很难想象，如此“抠门”的王一航手中掌握着数百万的项目资金。

　　现在，马铃薯所的人已将王一航的“抠门”变成了自己的习惯。有人给他们评价：远看是要饭的，近看是卖炭的，一问才知道是农科院的。说起这些，王一航和大家一样，都是笑笑。显然，他满意这个评价。

　　安贫是做到了，乐道却更难。文国宏说，有一次一家外省机构要种薯，王老师接到电话后，就叫上他，一路走到“种子户”家里去看。边走边看，不知不觉天黑了，算算路程，已有20公里。要回没车了，他们又一路走了回来。王老师说，不亲自看不行，万一出了错，怎么对得起用户。

　　乐道，需要毅力。王一航就是一个有毅力的人。有一年，江苏省农科院需要种子。王一航带人从陇西装车，他怕种子出问题，坐在“闷罐”车箱里，陪着种子。八九天后到了南京，他早变成黑人了。要住宿，旅店不让，说让他先洗澡再来。江苏的同行知道后，感动坏了。他说，算作义务劳动吧。

　　在科研上，王一航就更认真了。种试验田，他亲手扶犁，他怕工人不能按要求种；观察记录，他去得最早，天还没亮他就到了地边上，是全所起得最早的人；选种，他亲手选，他怕工人把良种错过了。只有一样，谈种子价钱，全所人都不希望他去谈，他一谈，价钱准上不去，等于白送了。

　　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王一航从一本权威的专业杂志上看到一篇论文。论文讲“实生苗”栽培过程中加一些化肥，有助于种苗生长。他觉得有必要试验一次。他就亲手按论文提供的数据配方施肥，结果第二天早晨，种苗全死了。王一航站在温棚里，气得一言不发。后来发现，有一片没有施肥，结果长势很好。10年过去了，李高峰回忆王一航当时的怒容，还是直摇头。“一棚苗子死了，当然心疼，更让人心疼的是，权威杂志上也登虚假的文章。

　　用假科学骗人，这个他受不了，他的良心不安。”他容不得科学做假，他也从来不会做假。定西市安定区内官镇镇长游世成说，这些年，他们常请专家培训干部和农民，但很少听到货真价实的，假学者或者以学术的名义赚钱的学者讲课，听的人越来越少，坐着的人只打瞌睡。王老师则不同，一个小时的课，能讲两个小时，讲得农民越听越多，干部心悦诚服，可他从来不收一分钱，不售一本书。王一航说，这是良心问题。

　　去年，马铃薯所一个良种项目实验区配种子，结果当地老百姓发现，配来的种子不纯，坏死的占4%。试验区的人给王一航打电话，王一航说换，必须得换。上百万斤的种子，说换就换了，马铃薯所受损，不能让农民受损失。

　　不唯利，求科学，这就是王一航的追求。王一航说：“农业科研在外人看来是很辛苦，但我觉得，当你钻进去了，就不再是苦，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。尤其是当你经过那么多的辛苦而选育的新品种受到广大农民欢迎时，你心里会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满足，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。”

　　王一航爱马铃薯如同爱自己的孩子。其实，他给孩子身上倾注的心血远没有在马铃薯身上倾注得多。他为了马铃薯研究，将全家搬到会川小镇上，一住就是20年；他为了马铃薯研究，规定孩子们只能考本地的大学，只能考安宁的大学，他说省外大学花钱多，他没有钱供。他为了马铃薯研究，常常把妻子也派到田地里，帮他看管试验设备。

　　他说，现在想来，他对不起妻子，对不起孩子，也对不起父母，他只对得起科学。现在，他看到各地大面积种植着他培育的良种，心里感到无比的踏实。马铃薯就是他的家人，就是他的孩子。他就是马铃薯的父亲。

　　如今，他年近花甲，仍然在用他一个科学家的崇高品格感染着同事们。“他影响了我们的性格。”跟他一起进行研究不过两三年的副研究员陆立影亦如是说。

　　“他就像我的亲戚、兄弟一样。认识他，我感到很幸福。”渭源县五竹镇石头沟村村民杨雄如是说。

　　花白的头发，绛紫色的脸，便宜的短袖，便宜的裤子，满口的渭源方言，还有一双粗壮的手，这些甘肃中部地区老农的特征，在王一航身上全能找到。好在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看上去像个有文化的人。

　　农民种地，他也种，农民希望洋芋卖个好价钱，他也希望。农民叫他“王洋芋”，他听着，心里喜欢。他浓郁的农民情结，让他的一辈子都想着农民的事。

　　王一航是“老三届”高中毕业生，正要考大学的时候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他只好回到家里种地。他的老家渭源县五竹镇是个苦地方，在这个苦地方当农民，干的都是苦活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犁地，他比别人犁得好；担粪，他比别人担得勤。9年，他在地里整整劳作了9年，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他知道农民的忧愁，也知道农民的悲伤，农民的苦与乐成了他的苦与乐。

　　1977年恢复高考，他已经在农村成家，他的大女儿也在农村出生。然而，这个农民却考上了大学，毕业之后，他要求回到渭源，去会川农科院马铃薯试验站工作。他的工作在农民看来，也不过是种地而已。

　　“农民就是吃苦，吃苦就是磨难，9年农民的磨难，成了我一生中一笔难得的财富。”当农民，他学会了坚强，锻炼了他不屈不挠、坚忍不拔的意志。1982年，当他背着行囊回到他的故土时，他清醒地知道，他不再是一个农民，而是一名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。他也知道一个来自于农民的科技工作者，要为农民干些什么。

　　“用科学技术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，让广大农民能过上幸福生活。”“让农民满意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追求。”王一航说这话时，脸色凝重，诚恳无比。

　　选育新品种，他总会把农民的喜好纳入育种目标。每选育出新品系，他就会最先拿给农民试种，农民喜欢了，他才参加全省区域试验。他研究开发一项新技术时，除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、实用性外，主要考虑农民是否用得起。“农民用得起，科研才有价值。”

　　他的农民朋友杨雄说，他相信老王，他不会哄我们农民。1999年，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王一航，便开始了他们近10年的友谊。

　　“我是老王新品种的第一个试种人，别人的一亩收2000公斤，我的收4000公斤，遇到灾年，别人的洋芋得病死了，而我的到挖的时候，叶子还绿绿的。”杨雄说：“老王就是科学，我们要相信科学。”

　　“我是个种子户，我到老王那儿要洋芋籽，总是老王请我下馆子；老王到我家里来看洋芋长势，给他杀个鸡，他就生气得走了。老王说他最爱我们家乡的‘酸疙瘩’。”杨雄说这不公平，他不吃我的，我总不能老吃他的。

　　10年，杨雄种王一航提供的洋芋籽，日子渐渐好了起来，今年他花了两万元盖起新砖房，还给儿子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。“村里人盖房都借钱，我不用借。”杨雄说这都是老王的功劳。

　　现在杨雄像关心自己的兄弟一样，关心着老王。他问记者：“你从兰州来，知道老王的高血压好了没有，我托人从陕西带来的方子，他吃了药管用了没有？”

　　“他就像我的亲戚、兄弟一样。认识他，我感到很幸福。”回忆与这位科学家的友谊，杨雄的脸上乐开了花。

　　感激王一航的不仅仅是他老家的杨雄以及长期合作的种子户。还有安定区内官镇锦花村村民陈斌。

　　陈斌和王一航见面不过4次，去年正月初九，他请王一航给他们村的马铃薯种植户讲课。“正月初九请人家，人家果真来了。”陈斌激动得不得了，他组织种植户，在村口排成两排，给王老师来了个夹道欢迎。课讲完了，陈斌要在家里“招待”王一航，结果人家连饭都不吃就走了。

　　去年3月17日，内官镇又请王一航来讲课，几个村的村民都去了，镇上的礼堂里坐不下，农民们挤在过道里，站着听。内官镇永安村村民党宏说，他爱听，人家大教授比县上的农技人员讲得好多了。怎么种，配什么肥，配多少，清清楚楚，还有洋芋的病虫害，人家一讲大伙儿全懂了。种了多年洋芋，只有听了王老师的课，才知道王洋芋是怎么个种法。

　　王一航对于农民的邀请从来没有推辞过，也从来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。不但不收，还要送，他每到一处讲课，都要给农民现场发放他编写的“马铃薯种植技术”小册子。三年之内，他已无偿发放10多万份。

　　王一航走到哪儿，就讲到哪儿。在渭源、临洮、安定、通渭、岷县、会宁、秦城、东乡、康乐、天祝、山丹等地薯农那里，“王洋芋”大名鼎鼎。去年，他到安定区一个乡讲课，刚讲完，农民围着他问问题，乡上的干部赶农民走，说是领导要和王所长照相。他发火了，他说他是来给农民讲课的，不是来和领导照相的。

　　“人家是大知识分子，到我们跟前没有一点儿架子。”渭源县会川镇农民李德龙说，“王老师就是个朴实。”

　　王一航说，对于农民没有什么可保留的，他的科研和科普就是为农民服务的。

　　王一航用他浓郁的农业情结，将科学的种子种在农民的心田里。

　　“作为一名科学家，育种、科普还是不够的。要把一个品种发展成一个产业，让一个个品种带动全省马铃薯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，这才是科学的推动力，这样才能让农民真正地过上好日子。”

　　近年来，王一航放眼全省，思考全省马铃薯产业的布局和规划。去年，他参与撰写的《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重点项目规划研究》，获得了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。这一项目的完成，将他从一个实验室和农村讲堂上带出来，思考更多的事情。

　　站在任何角度思考，他的中心都离不开农民。

　　王一航坚信：“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；一个品种可以带动一个产业。”如今，他坚信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，他培育的良种遍布西北，已经撑鼓了老百姓的钱袋子；他讲授的技术应用于生产中，改变了千家万户千百年来的传统种植模式；他培育的加工用薯，延长了马铃薯产业链，马铃薯也成为现代农业大家庭中的一员。

　　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渭源县会川镇马铃薯种植面积由“九五”初的1万余亩，扩大到现在的4万余亩，亩产由不足1500公斤，提高到现在的2000多公斤，人均马铃薯收入由不足200元，提高到现在的678元。仅2006年，全镇种植洋芋4.5万亩，平均亩产2130公斤，年收入达3800多万元。王一航的故乡渭源县，在他的指导和带动下，已经形成马铃薯良种培育、繁殖、销售的产业体系，渭源县当之无愧地成为“中国马铃薯良种之乡”。

　　在王一航心血所系的甘肃省中部地区，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奔向小康之路的主导产业，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马铃薯。

　　整个甘肃省，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农业的主导产业。2007年，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900万亩，产量首次超过1000万吨，产量跃居全国第一。

　　从养家活命的“土豆豆”到脱贫致富的“金蛋蛋”，马铃薯在甘肃经济发展的天平上举足轻重，而王一航就是那一枚最重的法码。

　　作为“感动甘肃·2006十大陇人骄子”之一，王一航被称为“中国的脊梁”。